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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名夏===一个法律人的博客

一个认真/正直的人,一个追求浪漫文学的人,也是一个追求法律浪漫的人......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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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大法庭》简介  

2008-03-19 13:31:54|  分类: 我的思想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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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清明时节,永昌实业(集团)有限公司董事长周道吾与妻子梅雨欣回乡扫墓,住在乡政府招待所,洗澡时,双双中毒,梅昏迷,周死亡。经尸检,系一氧化碳中毒身亡…梅雨欣怀疑其夫不仅仅死于一氧化碳中毒,应该另有原因。但她苦于找不到证据。此时,梅雨欣在美国留学的妹妹梅雨媚归国。闻讯,决定为资助她读大学、留学的姐夫弄一个明白。她们们决定向法院起诉,德沙市海东区法院立案受理了梅雨欣等三人诉乡政府、销售商、制造商等三被告的人身损害赔偿案。该案由民庭庭长李宜任主审,开庭审理时,被告要求对周道吾再次进行尸检,围绕尸检,来自法院内部和外部的重重干扰一直困扰着法官们。周道吾之弟周道录极力反对尸检,动用了不少领导说情、干扰法院办案。李宜任之妻下岗,周极力拉拢李,想让李为他卖命。为人正直、办案公正的李宜任不为周道录所利诱。围绕周道录及永昌公司,又先后引出七、八件民事案件。其中有财产继承案、保险案、担保案、离婚案、人身伤害案。永昌公司是市里、省里乃至全国都是有名的企业。为市委、市政府办了许多实事。下岗职工再就业、捐资助学等等。该公司研制出来的新产品有永昌三号、四号、五号产品,这些产品一开发出来,香港利发集团就相中了,要求开发,并借机“上岛登陆”,因为永昌三、四、五号产品的废料可以合成制造当今毒性超过海洛因的冰毒的母体——苯基丙酮溶液。

  梅雨媚回德沙后,为方便协助其姐打官司,就在《德沙晚报》打工,因北京男友遭遇车祸身亡,她又辞去报社的工作,投入永昌公司。通过几次大策划,诸如永昌借壳上市等等计划,得到周道录的重用,提拔其为策划部部长。因梅受宠,周的情妇高颖嫉恨周、梅,借打款给市政府买地之机,将一千万元打入她的情人老樊帐上(老樊因地皮开发,欠债数亿),后两人携款出国……

   周道录用美色等计谋陷害李宜任未逞,周与妻离婚,与梅雨媚举行非常婚礼,梅借机搜寻到了周不少违法犯罪的证据。

  经过李宜任据理力争,在院长鲍德春的大力支持下,并向区委、市委作了汇报,争取了党委的支持,尸检得以顺利进行。对周道吾进行尸检的结论为:“毒蕈中毒身亡”。李宜任向市公安局交换了意见,公安展开侦查。

  法院改革,引入人才竞争机制,竟争上岗……

  高颖因生活、感情等原因回到德沙,周设计将其谋杀。

   梅雨媚掌握了周道录大量的犯罪证据,但她的行为也引起了周的怀疑,周将她骗上永昌公司秘密试验工厂七宝山,将她囚禁在试验室,并让人专门看守,准备下山收拾李宜任后再来找梅,梅说服了看守,在她逃离时,与周在上山的公路上不期而遇,梅被逼到悬崖处,梅不顾一切跳下悬崖,落入湘沅河之中……正当周道录在试验室销毁有关证据时,公安人员从天而降。

  周道录坦诚了他谋杀其兄、高颖、司机等人的情况,他身上携带有毒蕈粉末……

李宜任、姚子燕等法官、律师会在一起畅谈法律在现实中的规范作用、法官自由裁量权等话题……谈论梅雨媚的生存下落……

附录评论一篇:

      《大法庭》:隐喻和象征的“话语场”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 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长篇小说在对生活的再现中总是寓含着更多更深的精神内容,它对比中、短篇小说不仅仅是一种篇幅上的优势,更体现在文学主旨的深度提炼和高度概括上。惟其如此,人们才从长篇小说中获得了对于那个时代更多的了解和理性认识。用这样一种眼光来看待杨名夏的长篇小说《大法庭》(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出版),我认为这部小说体现了一种较开阔的文学视野,突破了单一的主题表达和演绎,找到了这个时代最具理性色彩、最威严的话语场所和话语结构——“大法庭”,并由此超越具体的人事和矛盾纠葛,展开大范围、深层次的描写,以其象征的深刻性和导源于此的联想的丰富性,使小说内容具有了一定的深度和厚度。

《大法庭》首先是在其本来的意义上讲述了一个曲折离奇、有头有尾的故事,以及由这个故事展开的对有关人事的审视和审判。一桩平常的命案,深藏着杀机;兄弟亲情的背后,掩盖着不幸。现代经济社会,不少人被金钱、地位和名誉封杀了心中的善良甚至灭绝了人性,小说中私营企业家周道录就是这样一个人。他为了成为“中国的首富”,费尽了心思,用尽了手段,偏离了作为一个企业家、作为一个“人”的正当的竞争方式和正常的生活轨道,成为了恶魔和禽兽。他占有国有资产而暴富,制毒贩毒,贿赂当权者,甚至残酷地杀害自己的亲哥哥。小说以“命案”为主线,用起诉、审判、侦察等环节串起一个扑朔迷离的故事。最后惩治罪恶,彰显了法律的威严。围绕法庭的审判,小说展开了对种种社会关系的描写,在法律与权力、金钱的较量中,刻画了执法者艰难的脚步,表达了对法治社会的内在渴望。小说因此由对具体案情的审判上升到社会现实的理性思考。对邪恶和社会阴暗面的描写虽然给人以心灵的压抑和苦涩,但作品由于超越了“故事”的层面,呼唤并且表达了法律的力量和尊严,其深刻的用意也就在法律和正义的钟声中得以显现。正是立意于“法”的高度,小说中便有了对法律自身的理性审视,期待着执法的公正和清廉,期待着法律的不断完善和法官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。

在这个基础上,《大法庭》还展示了另外一个法庭,即“社会法庭”。这样,“法庭”就淡化了它的具象意义,超越了它的有限的空间意义,向着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渗透,向着人的完整的世界开放。由此小说扩展和深化了主题内涵。在这个“法庭”中,真正的法官是缺席的,完全由读者的心灵或者“他者”的眼光完成对社会丑恶现象的审视和审判。罪恶后面的权钱交易、友情后面的威逼利诱、生活中的奢侈淫荡种种阴暗中的活动围绕小说的主线一一浮现出来,而公与私、正与邪、对与错不言自明。在对人物的描写中,人格的较量与人性的碰撞,构成了“社会法庭”中的两种“角色”——被审判者和审判者。一类是“被审判者”的形象:如贪婪、虚伪、冷酷的私营企业家周道录,曲意逢迎、不辨是非的法院黄副院长,脱离群众、走上层路线的法官姚子燕;另一类是“审判者”的形象:如忠厚、诚实、讲信用的私营企业家周道吾,坚持真理、慎思明辨的法院鲍院长,秉公办案、一身正气、淡泊名利的法官李宜任。在鲜明的对照中,让后者成为了前者威严的“法庭”,完成了对丑陋人格和人性的起诉与审判。不是法庭的“法庭”,不是审判的“审判”,摒却了故事的因果联系和法律的外在程式,以一种闪电惊雷般的力量穿透心灵的夜空,给人以美好的期待。

在“社会法庭”中,作者还设计了一组“弱者形象”,让“弱者”见证并控诉生活中的丑恶。被邪恶势力利用以及对美好节操坚守的汪于静,被玩弄以及最后觉悟出走的高颖,因痴情导致家庭与事业毁灭的刘莉芳,她们既是受害者的形象,是弱者的形象,在无言中以“起诉者”的身份控诉着罪恶,同时她们又是强者的形象,用自己的抵制和反抗表达了对正义和道义的渴望。

不仅如此,《大法庭》还设置了一个“爱情法庭”,对人物的爱情、婚姻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灵的微波细澜进行了描写和审视。这部小说从正面刻画了一个“爱情典范”:李宜任既是一个清正廉洁的法官形象,又是一个有责任心和道德感的普通人形象。小说表现了他内心的矛盾和对矛盾的克服与摆脱:当对温柔漂亮的汪于静产生好感开始迈向情感的漩涡时,他也曾冷静地审视爱情和婚姻的缺陷,体验了一种复杂的心情;而当他抽身而出站到“丈夫”、“父亲”、“法官”等多重身份的位置上时,道德和责任则成为了他内心的法令,充当了他内心的法官,驱使他克制情感的冲动,从混沌走向清晰。这看起来有违人性,实则顺应了一种更高尚更伟大的人性,即在情感的选择中从“自然人性”走向了“社会人性”,从自我一己欲念的萌动走向了理性思索后的心灵平静。

有时候爱情也是要做出让步和牺牲的。小说中梅子的出现,就完全是为了表现个人情感对理性的服从。在“爱情的法庭”里,爱情可以暂时虚位,但良知和正义必须时时在场,必须凌驾于一切之上以俯视内心的欲望,探照身外的种种事物。梅子放弃国外优厚的生活待遇,远离她心爱的恋人,当记者、进公司,目的只有一个,就是要查明真相、为姐夫周道吾报仇申冤。这表面看起来是梅子要为曾经资助过她的亲人复仇,寻求心灵的补偿,实际上是把爱情和正义、责任放到一起,表现现代人对个人情感的放弃和对法律尊严的寻找。即使她后来与仇人周道录的结合,也实际上是以牺牲个人的情感为代价,以便寻找更多的法律证据,为最后赢得胜利铺平道路。

而在周道录的“爱情法庭”里,“法官”是缺席的,泛滥的是内心的私欲与贪欲。地位、美色和功利成为了他俯就爱情和婚姻的标尺。婚恋的反复与游移,是他道德失范、心灵失序的表现。

最可贵的是这部小说深入到人的心灵的层面,表现了来自人类自身的“心灵法庭”的力量。从有形到无形,由实在而虚拟,“法庭”进入到一个广大而深邃的心灵空间。心灵和心灵说话,自己面对自己,人于是超越外在的羁勒而进入自由的境界,成为了自己心灵的主宰,成为了自己人生的法官。把自己的心灵作成“法庭”,自我拷问,自我审判,这当然是艰难的。正是因为这种艰难,才使得这种“心灵法庭”的开庭显得重要和必需。有了这样一方“法庭”,人才能在是是非非面前不断地调整和扬弃,才能弃恶从善、迷途知返;没有这样一方“法庭”,人就会善恶不分、本木倒置,就会在泥潭里愈陷愈深以至走向毁灭。小说正是从这样的立意上开掘人物的性格和内心世界的。作为小说正面树立的典型人物李宜任,不仅在法庭内外秉公执法、是非分明,而且他又是自己心灵的审判官,时时驻足沉思、反躬自省。正是对自己心灵的时时审视,成就了他作为一个法官的清正和廉明。他有“做人的原则”、“心里有杆良心秤”、要做一个“有良知的法官”,这些成为了他心灵的法典,工作、生活、情感一应拿来经受这些法典的检验与权衡。不是没有矛盾和对抗,而是他能充当自己心灵的法官审视并战胜自己的弱点;不是没有“心”的失足、“情”的困惑,而是他能走到自己的对面看清自己的位置和处境;不是没有生活的苦恼和工作上的压力,而是他能听到来自自己内心里的声音从而在精神上有所超越和升华。正是多方面展开对“心灵法庭”的描写,使得这个人物呈现出心灵世界的丰富性。

法官姚子燕工作中精明能干,但是把名利看得高于一切,结果干部竞聘时落选。这对她是一个沉重的打击,她也因此经历了一次心灵的炼狱。她由不理解、发牢骚到自问自审,这意味着她走进了自我心灵的法庭,开始清醒地认识和面对自己。小说最后安排她与李宜任等人对法律问题进行探讨,预示她已站到了新的生活面前,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。而小说中始终处于被审判地位的周道录,时时算计着别人,从没有反思过自己、检讨过自己、审判过自己,他远离了自己心灵的法庭。围绕他身边的几个女人,包括他的妻子到头来对他的指责和控诉,从道德的角度完成了对他的心灵的逼问,使他不断接受来自“现实法庭”和“心灵法庭”的双重警示和审判。

《大法庭》这部小说由于找到了一个具有隐喻和象征意义的“话语场”,因而给人带来某种心理暗示和想象空间,使读者在接受的过程中从具象到抽象,从文本到现实,捕捉到多重思想意蕴。一般的读者可以从故事性中读出“大法庭”的神圣和庄严,接受一次文学化的法制教育;深一层的读者可以超越故事,从法庭内外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、人际关系和人自身心灵的曲折性、矛盾性中读出“大法庭”的象征性含义,获得更多的人生感悟和心灵启迪。当然,如果《大法庭》在艺术表现上能够进一步突破和创新,则会使小说的主题表达更艺术化、更审美化。

 

      注:《大法庭》写于1999年至2000年,2002年元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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